2026.11.16 董明 卢熠 马芳玉
一家中国债权人依据中国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实现了对另一家中国企业的清盘申请,只不过,决定受理的是一家澳大利亚法院。本案展示了境内债权人追索境外资产的一条实现路径,同时提出了值得关注的问题:当企业的注册地和主要经营管理活动位于境内时,境外法院为何能依据当地经营联系,将其纳入本国清盘程序?相关资产进入外国司法控制之后,尚未参与该程序的债权人又将处于何种地位?
“蜜糖”,在于提起申请的中国债权人能够通过境外清盘程序触及债务人的境外资产,资产所在国法院通过本国清盘程序取得对境外债务人及相关资产的司法控制;“砒霜”,则在于该国以外的诸多债权人可能因此承担更高的参与成本,债务人和注册地法院则将面临因海外资产提前处置所导致的破产财产整体性损失、重整价值贬损及程序协调难题。
本文从澳大利亚清盘的启动依据出发,结合我国破产制度的修订及程序启动问题,讨论境外先行清盘对中国企业和债权人的影响。
一、基本案情:从中国判决的承认执行到澳大利亚清盘
原告A公司(下称“原告”)与被告B公司(下称“被告”)均为中国注册企业。2021年12月31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本金并承担利息、律师费等合计人民币2亿余元。2022年11月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被告的上诉请求。
境内执行措施成果有限。原告遂向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在同一诉讼中一并提出两项请求:第一项请求是,承认和执行中国判决,使原告取得可在澳大利亚执行的本地判决;第二项请求是,依据澳大利亚《2001年公司法》(下称“《公司法》”)第583条对注册于中国的被告作出清盘令。原告采取的并非单纯的个别执行路径,而是以中国判决的域外承认执行为基础,一并寻求澳大利亚法院对注册于中国的被告启动在澳清盘程序。
中国法院不属于澳大利亚《1991年外国判决法》项下可以适用登记执行机制的外国法院范围。因此,中国法院作出的判决不能直接向澳大利亚法院申请登记执行。判决债权人(如本案原告)如欲在澳大利亚执行中国判决,须依据普通法提起承认与执行之诉。
根据本案主审法官的归纳,外国判决满足以下四项条件时,原则上(prima facie)具备依普通法在澳大利亚获得承认与执行的资格:(1)外国法院对被告具有并行使了管辖权(即具有“国际意义上的管辖权”);(2)判决具有终局性和确定性;(3)外国判决中的债务人与承认执行之诉中的被告具有同一性;并且(4)判决要求支付固定且数额确定的金钱款项。被告在中国一审、二审程序中均出庭应诉,并就案件实体问题进行抗辩,最终接受了澳大利亚法院关于中国判决符合普通法承认与执行条件的审查认定。
2026年9月2日,澳大利亚联邦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中国判决应予执行,被告属于澳大利亚《公司法》规定的Part 5.7主体,并应依第583条进行清盘——在判决承认执行之外,本案更引人关注的环节,是澳大利亚法院针对被告这一中国注册主体的清盘管辖。法院认定,被告虽未在澳大利亚登记,但其在当地的交易及管理活动已构成“开展业务”,因而可适用《公司法》第5.7部分的清盘制度。
二、澳大利亚法院何以对中国企业启动清盘
(一)持续采购、当地管理架构及经营介入,足以构成“在澳大利亚开展业务”
对未在本土注册的外国公司开展清盘,在澳大利亚《公司法》下并非新制度。根据第9条,未依澳大利亚外国公司登记制度办理登记、但在澳大利亚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仍可构成“Part 5.7主体”。对于此类主体,第583条允许法院在其无力偿债,或者认为清盘公正且公平等法定情形下作出清盘令。 就本案而言,在本国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法院无需顾及被告的注册地,也无需等待中国法院启动破产程序,便可审查是否应予清盘。
在此制度框架下,认定外国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展业务”的这一较低标准,并不要求该公司已在澳大利亚设立办公室、登记分公司,甚至无需将其主要业务置于澳大利亚。其绝大部分经营活动即使发生在境外,亦不妨碍法院根据其在澳大利亚实施的活动认定其在当地开展业务。
本案中,被告的“澳大利亚管理平台”亦非澳大利亚注册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亦无公司注册号、股权结构或独立财产。其实际上是被告在澳大利亚设置的一层协调管理架构:当地人员以该名称任职,设有统一的首席执行官及财务、管理职能,并对多家澳大利亚公司进行集中报告、协调和业务开发。根据不同时期的公开判决材料,其核心结构可简化理解为以被告为主导、以“澳大利亚管理平台”为协调平台的非法人管理架构。

从商业实质看,被告的“澳大利亚管理平台”承担了本应由被告自身承担的区域经营和管理职能,是被告在澳大利亚经营与管理职能的延伸。
联邦法院最终从三个相互补强的视角,递进地作出了肯定判断:
第一,被告长期、反复采购澳大利亚棉花和羊毛,并非偶发的跨境采购,而是其纵向一体化纺织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判决查明,被告长期、持续向当地供应商L公司采购羊毛,并通过香港关联方F公司等主体采购由当地棉花业务相关资产生产的棉花;相关棉花交易在部分情况下采取背对背安排,由被告决定棉花是用于自身生产还是向第三方出售,并最终承担交易损益。主审法官据此认定,仅凭这一事实,已经足以认定被告在澳大利亚开展业务。法院还特别指出,这一判断并不取决于供应商是否为被告的子公司;即使供应商与被告之间无关联关系,也可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第二,被告在澳大利亚的业务管理平台构成其在澳大利亚的运营分支。被告在澳大利亚设立的“澳大利亚管理平台”,在法律上不是独立法人,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集团公司或控股公司,但拥有独立的澳大利亚雇员和本地人员。该部分人员作为“非法人工具”,以中间层的方式介于被告董事会与其所管理的澳大利亚子公司之间。被告通过该部分人员及其“澳大利亚管理平台”对多家子公司保持高度的直接指导、监督和协调,并通过该管理架构在澳大利亚推进自身的投资和经营目标;所涉人员一边向被告总部报告,一边以被告澳大利亚业务代表的身份与银行、投资者及其他第三方接洽。澳大利亚法院认为,这一安排已“远远超出外国母公司对当地子公司的通常参与”,足以构成被告自身在澳大利亚运行的“治理架构”,实质上相当于其当地分支甚至其本体的延伸。
第三,被告对澳大利亚关联公司的干预已使其独立法人人格被实质否定,关联公司活动即构成被告自身的业务活动。法院查明,被告曾直接支付其位于澳大利亚的关联公司(下称“W公司”)的日常经营费用,并安排W公司以自身资产为其他集团公司或关联方的债务提供担保,而W公司并未由此取得相称利益。法院据此认定,自“澳大利亚管理平台”建立、W公司受其协调管理和控制时起,被告对W公司独立性的干预就已超出通常的母子公司关系,事实上忽视了W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将其视作自身的“mere trading division”(“单纯的经营部门”),因此W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展的经营活动应视为被告自身的活动。
综合上述各项考量,澳大利亚法院认定,被告虽然没有在澳大利亚登记为外国公司,但其通过反复采购行为、当地管理架构以及对子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支配,足以证明其在澳大利亚直接开展业务,因而属于《公司法》第9条规定的Part 5.7主体。
三、境外先行清盘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及债权人
(一)对债务人而言,境外资产先行处置可能影响整体重整机会
本案将长期、反复的棉花和羊毛采购行为纳入“开展业务”的判断,为在澳大利亚采购农产品、矿产、能源及其他原材料的外国企业提供了重要风险提示。“管理架构”及“子公司活动独立性”对法院判断的决定性影响,进一步说明在破产受理层面,形式上的法人分隔已不足以阻断境外法院针对中国母公司的清盘管辖。
从中国债务人乃至境内程序整体性的角度出发,中国境内无疑是其注册地、主要利益中心,而其境外股权、采购渠道、品牌及关联债权,则可能共同支撑企业的供应链、融资安排和持续经营,也可能是整体出售或引入投资人的重要条件。若其境内破产程序迟迟未获启动,而境外资产在此之前即被分别变现,当境内程序最终启动时,债务人、管理人面对的可能仅是一个价值已经减损、业务联系已经削弱的资产组合。后续形成跨境协调方案、实现资源整合的难度将显著增加。
(二)对中国债权人而言,资产进入外国程序意味着参与方式和受偿预期的整体改变
外国法院通过本地清盘取得司法控制后,相关财产的调查、控制、处置及分配,须在当地法律和司法监督之下开展。对于申请清盘的中国债权人,这可能是突破执行困境的有效工具,甚至可以期待与更少的债权人“瓜分”债务人的境外资产;而对于其他的中国债权人,则意味着必须及时进入一项不甚了解的、在外国法律框架下组织、按照当地规则运行的集体程序,才能有效维护受偿利益。
澳大利亚法原则上是允许外国债权人参与程序的,普通债权亦不因申请人先行启动清盘便自动获得优先顺位。但法律上的参与资格并不等同于实际的参与能力。债务人资产被纳入各地程序后,境内债权人有效参与、监督及推动统筹处置的难度将必然增加,能否及时获知程序、提交符合要求的债权证明、是否有预算聘请当地顾问,以及能否在重大资产处置前有效表达意见,都对身处中国的债权人及其律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在境外发生的优先权、担保负担及程序费用将共同决定剩余可分配的财产规模。即使中国债权人在形式上享有同顺位待遇,仍可能因参与成本较高、信息掌握较晚,或对当地清偿规则缺乏预期而蒙受损失——待其知悉并介入时,重要资产可能已经变现完毕、相关成本费用已经导致债务人可分配财产减少;事后申报债权,往往难以弥补此前未能有效参与程序所带来的损失。
(三)“先下手”的重要性:尽早保护资产并启动程序
对于境内追偿效果有限、债务人又持有境外资产的案件,债权人有必要尽早评估并采取境外追索措施。位于主要利益中心的重整程序在启动前固然需要时间统筹,但在尚无明确程序安排和可执行方案的情况下,不能期待所有债权人持续承担等待成本而不寻求境外救济。因此,对各个债权人而言,及早采取行动,既可能防止财产流失,也有助于在境外程序中及时参与调查、处置及分配,维护自身受偿利益。
跨境追索的成效,也往往受到介入时点的实质影响。境外资产的权属、负担及可变现价值大多处于持续变化的状态,相关交易资料和证据也可能随时间推移而更难取得。若待境内执行或破产程序启动后才着手开展境外资产调查,可能错失保全、追偿及提出异议的最佳时机。即便届时仍可申报债权,也未必能够逆转已经完成的资产出售、诉讼和解或分配安排。因此,境外资产调查与救济路径评估,原则上应与境内追偿同步推进,无须将境内程序穷尽作为启动境外工作的前提。
四、境内制度的回应:域外管辖规则的扩展仍待落地,破产程序的启动亟待加速
(一)我国拟建立类似的域外管辖入口,具体适用仍有待明确
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下称“《企业破产法》”)第3条原则上以债务人住所地确定破产管辖。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下称“二审稿”)第190条拟规定:“债务人的住所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但财产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其他适当联系的,或者由人民法院管辖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向具有最密切联系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
该条拟通过境内财产、其他适当联系及债权人利益保护等连接点,扩展我国法院对境外债务人的破产管辖。从制度功能看,其与澳大利亚针对外国主体的本地清盘制度具有可比较性,甚至在灵活性层面更胜。但是,该条款仍在审议过程中,何种联系足以支持我国法院管辖、如何判断“适当联系”、“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最密切联系法院”等核心要素,以及案件如何高效进入我国的司法程序,仍有待后续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
(二)境内破产程序迟迟未能启动,亦可能促使债权人转向境外资产寻求救济
实务中,仅就一国国内的法律程序而言,破产申请往往被视为执行无果后的下一步措施。但是,在跨境执行、破产的语境下,等待境内破产程序的受理,与债权人的境外追偿、清盘申请并不冲突。在境内法院的破产审查期间,债权人实际上始终有权在境外申请针对债务人的执行或清盘。甚至,境内程序启动的迟延,还可能进一步强化债权人寻求境外救济的动机。在缺乏明确的境内受理预期和可执行清偿方案的情况下,继续等待意味着债务人资产转移、价值减损及追偿机会丧失的风险上升,债权人可能由此转向能够获得实际推进的救济途径。自此,如前所述,在注册地或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程序形成整体财产分配方案或重整计划、甚至是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之前,债务人的境外资产就可能已经分别进入不同法域的执行或清盘程序 。若待境外资产已变现、价款已分配后再寻求协调,即使仍有理论上的救济空间,也未必能够恢复债务人已经丧失的全球业务协同和整体交易机会,这往往不可逆地增加了后续统筹处置的难度。
五、结语
本案的出现,表明各国法院的破产管辖扩张趋势已非仅凭公司注册地即可简单隔离,诸如澳大利亚法院采取的“实际经营及财产联系”标准,正在扩展“破产财产”的外沿、拓展债权人对资产追收路径的认知、改变债务人对风险隔离效果的理解。
“彼之蜜糖,吾之砒霜”所揭示的,亦是各国司法控制范围扩展趋势下的债务人、债权人利益博弈。在债权人内部,外国法院依据当地联系启动清盘,对先行维权的债权人具有直接的保护意义,却未必能使其他债权人平等受益。未能及时介入境外清盘程序的债权人,可能只能在资产已经处置、费用已经发生之后参与分配。而对于债务人自身及其注册地而言,在先启动的境外清盘程序,影响的不仅仅是其对于自身资产的支配性,亦是其整体业务、资产价值的完整性甚至是其整体的重整前景。
声 明
《君合法律评论》所刊登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得视为君合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该等文章的任何内容,请注明出处。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转载或使用该等文章中包含的任何图片或影像。如您有意就相关议题进一步交流或探讨,欢迎与本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