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1.20 孙博 黄金晶
2026年11月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以下简称“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法是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出台《反跨境腐败法》”部署的重要立法。草案于2026年8月首次提请审议,经公开征求意见和二次审议后获通过,从首次审议到正式施行不足三个月。
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制跨境腐败的综合性法律,本法共六章47条,涵盖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案件办理与国际合作、企业廉洁合规及法律责任等内容。
本法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中国版FCPA”。第二条规定的跨境腐败不仅包括向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还涵盖境外主体向中国境内特定人员或组织行贿及相关联的受贿、特定境内主体在境外实施的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以及具有法定跨境连接因素的其他腐败行为、涉嫌腐败人员外逃和腐败资产跨境转移等情形。本法还建立了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牵头的跨部门工作机制,将跨境腐败治理、国际执法司法合作及企业廉洁合规纳入专门法律框架。

注:第3类“境内主体境外职务违法犯罪”所列举的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行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监察调查事项基本一致。但本法第二条第(三)项另有特定的主体、地域及行为范围限制,具体适用仍应以该项规定为准。
对于跨国公司及中国出海企业,本法的影响并不主要体现为新增一套合规管理方法。风险评估、第三方尽职调查、财务控制、内部举报和员工培训,早已是国际反腐败合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需要重新审视的是:哪些集团实体承担中国法下的合规义务,既有制度能否满足法定要求,以及涉嫌跨境腐败时如何协调内部调查、对外报告与不同法域的监管要求。
一、义务主体:外资企业中国子公司与中国出海企业分别承担什么义务?
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从事跨境经营业务的企业”包括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子公司或者进行投资活动的境内企业,以及境外企业在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子公司。
这一规定同时涵盖中国出海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华机构,但两类企业的适用逻辑有所不同。
对于外资企业,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并未要求其在华子公司自身开展跨境经营活动。 即使一家外商独资企业的业务完全位于中国境内,只要属于境外企业在境内设立的子公司,仍属于第四章廉洁合规义务的适用主体。
因此,跨国集团不能仅以中国实体没有海外销售、投资或采购业务为由,将其排除在新法合规评估之外。集团统一制定的全球反贿赂反腐败(ABAC)政策,也需要在适用的中国实体层面得到落实。
对于中国出海企业,第二十九条将境外设立机构及投资活动纳入主体认定范围。 中国母公司通过多层境外子公司开展经营,或者通过合资、参股方式投资海外项目时,需要进一步判断自身承担的具体管理义务。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要求适用企业督促指导境外分支机构、子公司遵守所在地法律;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四条则对境外机构的财务管理、第三方监督和员工培训提出进一步要求。但对于仅持有少数股权、缺乏经营控制权的境外投资项目,虽然相关投资活动可能使境内企业进入第四章的适用范围,却不能据此当然认定其对参股企业承担与境外分支机构、子公司完全相同的管理义务。
这里需要区分三个问题:境内投资者是否属于第四章适用主体,法律是否对其特定境外机构规定管理义务,以及境外被投资企业的违法行为能否归责于境内投资者。三者不能仅凭境外投资关系得出相同结论。
小结:企业开展适用性评估时,外资集团应识别符合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在华实体;中国出海企业则应梳理境外机构及投资结构,明确总部、境外子公司与投资项目之间的合规职责。
二、独立合规责任:没有发生腐败案件,是否仍可能违反本法?
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从事跨境经营业务的企业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廉洁合规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这一规定意味着,法定廉洁合规义务的违反可以独立于具体跨境腐败行为受到处理。
第四十五条并未以实际发生跨境腐败行为为适用前提。因此,即使尚未查明具体腐败案件,企业仍可能因未履行第四章规定的义务而被责令改正。但这不意味着任何合规制度缺陷均构成违法。第四十五条针对的是“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廉洁合规义务”,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合规体系不够完善。是否违反法定义务,仍须结合适用主体、义务性质、具体内容及履行情况判断。
第四十五条的法律后果具有递进性。 企业首先面临责令限期改正;只有拒不改正,才可能进一步受到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等处理。对于同时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行为,还可能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另规定,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受到处罚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记入信用记录。信用记录以受到处罚为条件,不能将一般合规缺陷、责令改正、经营限制及信用记录视为同时发生的当然后果,也不宜将信用记录直接等同于具体信用惩戒措施。
这一责任机制的实务意义在于,企业履行法定廉洁合规义务的情况可能成为独立的监管事项,而不必然依附于某一腐败案件。不过,法律尚未明确主管部门将如何评价各项合规义务的履行情况,不能简单推断所有企业均须接受同一套合规有效性评分。
小结:企业应以具体法定义务为基准,核查制度及其实际执行情况。风险评估、第三方尽职调查、审批、培训及违规处理记录,可以为证明履责提供支持,但制度文本齐备或记录完整,并不当然意味着已经满足全部法定要求。
三、法定报告义务:从内部举报到对外报告的法律边界
本法第三十一条要求从事跨境经营业务的企业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廉洁风险识别评估,完善内部举报机制,对发现的廉洁风险及时预警、妥善处置,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监测、改进措施。该条进一步规定:“发现涉嫌跨境腐败问题的,依法向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等有关机关举报、报案。”这一规定可能直接影响跨国集团现有的内部调查和案件报告程序。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本身并未规定企业发现相关违法行为后普遍向美国司法部自我报告的义务。美国司法部2026年发布的统一《企业执法及自愿披露政策》(Department-wide Corporate Enforcement and Voluntary Self-Disclosure Policy),则通过不起诉及处罚减免等机制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主动披露、配合调查并及时整改。这一自愿披露激励机制与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报告义务,在法律性质上存在区别。
第三十一条使用“发现涉嫌跨境腐败问题”的表述,并未要求企业完成全部内部调查、取得最终违法结论后才考虑报告。但该条也未明确统一的报告期限、涉嫌问题的认定标准及具体操作程序。
例如,中国企业收到举报,称其境外代理商可能向当地政府官员支付不当费用,但尚未取得付款凭证,也未确认收款人身份。此时,企业掌握的信息是否足以认定已经“发现涉嫌跨境腐败问题”,以及应开展何种程度的初步核实,法律尚未给出明确标准。
又如,跨国集团的中国子公司通过内部举报渠道收到涉及境外母公司业务的腐败举报。中国子公司虽然属于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合规义务主体,但仅因其接收举报,是否即须就其他集团实体的涉嫌行为向中国有关机关报告,第三十一条也未作出明确规定。
这些问题需要结合第二条规定的跨境腐败范围、已经掌握的具体事实、有关主体与涉嫌行为之间的联系,以及其他适用法律判断。
企业既不宜将所有未经核实的投诉机械地转化为对外报案,也不应在已经掌握具有具体事实依据的涉嫌跨境腐败问题后,仅以内部调查尚未结束为由持续搁置报告判断。
本法第七条已将制定、发布反跨境腐败指南列为国家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的职责。第三十一条的报告触发标准及操作程序,仍有待后续规则和执法实践进一步明确。
小结:企业宜在内部调查规程中增加中国法报告义务评估环节,明确线索升级、初步核实、法律分析、报告决策及过程记录机制。涉及外国监管机关的事项,还应协调不同法域的披露安排,并审查跨境证据提供、数据传输及保密要求。
四、法定合规要素:全球ABAC体系需要补充哪些中国法要求?
本法第三十条至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廉洁合规管理制度、风险识别评估、内部举报、财务会计管理、第三方尽职调查及监督管理、员工廉洁教育等要求。这些内容与国际反腐败合规实践具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
例如,美国司法部《企业合规计划评估指南》(ECCP)、OECD反贿赂合规良好实践指南及英国司法部反贿赂指引,均重视风险评估、第三方管理、举报机制和培训等措施。但这些文件主要发挥执法评价或合规指导作用,其法律性质与本法直接规定的企业合规义务不同。
对于已经建立成熟ABAC体系的企业,新法通常不意味着需要重新设计全部制度,但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单独核查。
第一,财务会计义务的适用范围。
第三十二条要求适用企业依法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保证跨境经营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会计资料真实、完整,不得利用财务会计手段实施、掩饰、隐瞒跨境腐败行为。
该规定与FCPA的账簿记录和内部会计控制条款在防范腐败的功能上存在相似之处,但适用主体并不相同。FCPA会计条款主要适用于法定发行人,而本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适用于第二十九条界定的企业,不以证券发行人身份为条件。因此,符合第二十九条规定的非上市企业,同样需要履行相应财务会计义务。
第二,第三方管理的实际执行。
第三十三条要求企业对聘用的第三方机构或者个人开展尽职调查和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有关廉洁风险防范机制,并要求代表企业的第三方严格遵守企业廉洁合规行为准则。该条还明确禁止利用第三方实施跨境腐败行为。
对跨国公司而言,重点在于全球第三方管理制度是否在中国实体得到实际执行,尤其是代理商、经销商、咨询顾问等高风险第三方的准入、审批、付款及持续监督。
对中国出海企业而言,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进一步要求境内企业使其境外分支机构、子公司执行企业的第三方监督管理制度。海外代理商即使由当地子公司直接聘用,也不能因此将相关制度的执行完全排除在中国总部的管理范围之外。
第三,强制义务、选择性措施及适用主体的区分。
第四章并非所有规定都同等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企业,也并非所有管理措施均为统一的强制要求。
例如,第三十条第二款要求从事跨境经营业务的境内企业根据规模、业务范围及风险防控等因素,合理设置廉洁合规管理部门或者人员。对于单独制定跨境经营业务部门及境外机构的合规制度、结合实际派出廉洁合规专员等安排,条文并未要求所有企业采取完全相同的组织配置方式。
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关于境外机构财务管理和内部审计、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境外机构执行第三方监督管理制度,以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境外机构员工培训的规定,均有特定的境内企业主体限定。
因此,不能将第四章的全部要求不加区分地套用于外资企业中国子公司,也不能将允许企业结合实际采取的管理方式解释为统一的强制配置要求。
小结:合规差距分析应当以具体条文为基础,区分义务主体、强制要求与选择性措施,再核查现有制度及实际执行情况。
五、跨境调查与执法阻断:全球内部调查机制的中国法边界
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经我国有关机关同意,境外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自行或者通过他人在我国境内进行反跨境腐败调查等执法活动;在我国境内的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境外机构、组织和个人提供证据材料、数据信息和其他相关协助。对于违反我国法律规定的行为,该条进一步规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阻断等相应措施,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对外国执法活动及跨境取证的限制,并非本法首次确立。《数据安全法》第三十六条已对未经批准向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提供存储于我国境内的数据作出限制;《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四条也对外国机构在我国境内开展刑事诉讼活动,以及境内主体向外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和协助设置了限制。
本法第二十五条的增量,在于针对反跨境腐败执法活动作出专门规定,并明确规定了阻断等相应措施及法律责任。
对跨国集团而言,关键在于区分企业自主内部调查与协助外国执法。例如,境外总部要求中国子公司调查涉嫌商业贿赂事项,并不当然构成第二十五条限制的外国执法活动。但如果调查旨在回应外国执法机关的取证要求,或者调查所得材料拟用于外国反跨境腐败执法程序,就需要进一步审查境内取证及对外提供材料是否受到限制。即使材料经由境外总部、关联公司或律师转交,也不能当然排除相关法律要求。另一方面,外国执法机关是否已经正式立案或发出取证要求,也不宜被视为判断第二十五条是否适用的唯一标准。
因此,第二十五条不宜被理解为普遍禁止跨国集团内部调查或跨境信息共享,其适用仍须结合外国执法关联性、调查目的、证据用途及具体提供安排判断。上述因素属于实务审查的重要线索,并非法律明文列出的完整适用标准。
本法第六条另针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外国国家不当域外执法行为规定了反制、阻断机制。该条与第二十五条的规范对象和适用条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理解为企业自行拒绝外国监管要求的普遍授权。
小结:企业应在全球内部调查程序中增加外国执法关联性审查,重点识别境内取证、跨境证据提供及协助外国执法的情形,并同步审查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保密及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等法律要求。
结语
《反跨境腐败法》明确了特定跨境经营企业的廉洁合规义务,也使集团内部的管理职责、涉嫌跨境腐败问题的报告,以及跨境调查与证据提供成为需要依据中国法单独审视的问题。
对于跨国企业在华子公司、分支机构,重点在于确认法定义务的适用范围、全球合规政策的本地执行,以及集团内部调查与中国法要求之间的协调。对于中国出海企业,则尤其需要关注境外机构和第三方管理、境内总部依法承担的管理义务,以及跨境腐败事件发生后的多法域调查与监管应对。
企业现阶段可优先开展三项工作:明确适用主体及集团内部职责;对照第四章开展合规差距评估;完善内部调查程序,增加中国法下的报告义务判断和跨境证据提供审查。
新法并未根本改变反腐败合规的管理方法,但使既有合规体系的本地执行、境外机构管理及跨境调查程序面临更明确的中国法要求。 企业需要关注的,不是另建一套合规体系,而是确保现有制度满足适用的法定义务,并妥善处理不同法域之间的程序衔接。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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