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合到了30年庆的时候了，我们这一代君合的创始人、创业者也都到了花甲之年。俗话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站在君合30年门槛上的我这位君合老兵，回望来程，感慨万千；放眼未来，希望满满。

我回望到了君合十周年的庆典——那年的庆典，放在北京的首都展览馆剧场。那时的君合在中国律师界如日中天，君合不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一。那时的君合合伙人，平均40岁不到一点。男的帅气俊朗，自信潇洒。女的知性婉约，庄重秀美。那时的君合，刚刚把红旗插到了天之涯的海南三亚，插到了对外开放的前沿上海滩，插到了资本主义的心脏纽约。作为中国律师界第一家开疆拓土的律所，这些征战律场战功显赫的合伙人，借着君合十周年的庆典，向前来祝贺的司法部、全国律协的领导们，向母校的师长和同学们，向自己的父母和亲朋好友们，向自己服务的客户们，汇报君合和自己成长的故事。

在君合十周年的庆典中有一个环节，主持人把每一个合伙人叫上台亮相并介绍这个合伙人的特点。我被叫上台的时候主持人说：“潘跃新是我们君合开疆拓土的一员大将。他是君合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时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我站在舞台上，由于台上的灯光太亮，我并不能看清楚台下鼓掌的领导、同事、朋友们的脸。我给大家鞠了一躬表示感谢，但激动的心情也让我的眼中溢出泪水。主持人在继续介绍着其他合伙人的情况。我和王先生、武晓骥、肖微、吕家能等合伙人站在舞台中央，脑子里像过电影似地浮现出我加入君合后的点点滴滴。

我和肖微曾经是中国法律事务中心海南办事处的律师，当年肖微是中国法律事务中心海南办事处的主任，他是我的领导。刚开始海南办事处也就是我们两个律师，后来也只有三五个人。

肖微89年回到北京参与组建君合律师事务所。我92年初回到北京，想第二年考社科院法学所王家福老师的博士生。因为离考试的时间还有一年，于是我一边复习，一边在社科院法学所的法学研究编辑部做临时编辑。92年的君合正在面临着人员的重大调整，君合早期的一些律师正在离开君合去建自己的事务所。肖微算是三顾茅庐来拉我进君合。92年10月初，我以兼职提成律师的身份加入了君合，参与了现在保利大厦的前身天地大厦的产权转让项目。由于当时负责该项目的律师离开君合去办自己的事务所，我被肖微安排顶岗成为了这个项目的主办律师。92年底前从君合兼职提成律师转成了君合的正式律师。

正式进入君合还没有摸清头绪的时候，武晓骥找我谈话，说君合在海南设立一个事务所叫海南君合，负责人是宋滨，急需总部派人支援海南君合，考虑到我从海南刚回到北京，海南的情况比较熟，问我去不去？我说：“我都30出头了，刚从海南回来，就想在北京安家、生娃、考个博士，不去！”武晓骥说：“海南那边确实需要总部支持，如果君合决定派你去，你去不去？”我说：“如果是君合组织决定，我现在已经是君合的正式律师了，那我去。”

于是，一个星期以后我重新回到了海南，成为了海南君合的负责人之一。到海南君合不到一个月，三亚那边两个项目，亚龙湾和海南机场被海南君合拿下。那时候海口到三亚坐大巴需要六七个小时，从海口去三亚工作很不方便。大家讨论，索性到三亚再去办个分所。谁去？当然是小潘去。于是我一个人背了一个佐丹奴的黄提包，存折里带了自己的几万块钱，到了天涯海角的三亚，办了君合三亚分所。那时候，亚龙湾，凤凰机场，都是50万一年的律师费用总包，是整个君合的重要客户。君合海南所，三亚所为君合早期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曾经君合海南两个的律师人数和创收都和北京总部相当。更重要的是由于海南君合的成功，为君合开疆拓土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局面。

当君合海南的业务顺风顺水的发展中，93年底君合不仅建立了纽约分所，还决定建立上海分所。武晓骥93年底就到了上海，君合上海分所的筹备工作基本落实，又要抽调得力干部支援上海。照理，我在主持君合三亚分所的工作，不必卷入君合上海分所的事务。但是，君合这个以北方人为主体的律师事务所，他们说听不懂上海话，总部又没人愿意到上海。又找我谈话，希望我去主持君合上海工作。好吧，谁让我是绍兴人呢，我又被抽调到了上海，成为了上海第一个外地律所的主任。说实话，那时候的上海可不像现在，当年我从海南到上海肯定是属于新的创业和开发。

大家现在看到的君合上海分所，在南京路太古汇三层楼面7000多平方米，现代洋气漂漂亮亮，里面有半层楼面的十多间大小会议室、培训室、咖啡吧、按摩室、餐厅、健身房、妇婴房、电话间、图书间，是上海乃至全国律师事务所中最漂亮和最大面积的单独律所之一。

然而，君合上海，刚刚开始的时候，在太原路一个客户那里租了一间办公室和客户共用一间会议室，面积不到一百平方米。那个时候的君合上海，由于外地分所在上海如何聘用上海律师的规定不清楚，司法局认为外地分所只能聘用上海有律师资格而没有律师执照的人，所以，最早有几位已经有律师执照的律师加入君合上海以后，律师执照不能转入。大概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君合上海只有我一本能用的律师执照。那个时候要调阅工商资料等事情，必须要律师执照才能调阅，而且文件大量的只能是复印和摘录抄写。到现在，说起君合上海当年初创时期的故事，王钊会经常开玩笑地说，那个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让老潘去做工商调查。我一个小律师就可以颐指气使地向老潘布置工作，让老潘查这个，让老潘查那个。那个时候的上海交通状况非常的糟糕。我开着那辆老桑塔纳，跑遍了上海市各个工商局。市区调查一次肯定半天，郊区调查一次肯定一天。我在这儿要和当年北京、纽约做涉外业务的律师们说一声，你们在上海的尽调，都是我这块"红砖"去做的。你们得好好谢谢我。

毫无疑问，君合上海分所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在君合内部和在上海都是属于非常著名的和成功的律所。最后，我这块君合的"红砖"被砌在君合上海，一直到成为君合上海的退休老头。我在君合早期的这段"红砖"经历，不仅为君合早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本人也从一块君合的"红砖"成长经历，成为了君合内部横枪跃马的潘大将军（君合内部对我还有一个戏称，在正式文章里不太适合），成为了中国律师界开疆拓土的代表性人物。

在君合成立30年之际，我说一段自己的君合"红砖"经历，一方面是对自己君合经历的回顾，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君合的接班人和年轻人们，能够有一种红砖精神。红砖精神就是集体主义精神，就是甘当螺丝钉的精神。

我们这代50后成长的时候肯定被洗过脑，因此我们信奉集体主义，我们相信有组织的存在，我们相信个人的利益要服从集体的利益。也就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我加入君合以后，在面对家庭、考试、收入等等个人利益的时候，能够服从组织的需要，做到我是君合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但是同样君合这个组织，对我为君合作出的贡献也有极大的回报。93年我为君合一路开疆拓土的时候，我的身份是君合的律师。但是93年下半年君合开合伙人会议，直接发展我为君合的一级合伙人，合伙人身份从93年1月1日开始。就是把我当律师的时间全部追溯为合伙人。这样的合伙人发展经历，我相信君合不会有第二人。这就是你敢于当"红砖"，组织就会在这块红砖上刷金，把你当成金砖。

我觉得80以后的年轻人也被洗过脑，被洗脑成了个人主义者，一切以个人为中心。处在君合这样的一个集体之中，个人主义者做事情，过多地考虑自己所处的地位、收入、工作环境、成长速度、家庭等等因素。这在整个大环境下都是正常的，我们称之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是我们换一种角度来说，在君合这么一个千人大律所里，如果有一些年轻人是集体主义者具有红砖精神，一切以组织的决定为大，主动积极地承担份外的工作，这对君合而言，一定是一个福音，一定大有益处。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具有红砖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的年轻人，一定会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一定会更早地担任重要的职务和参与重要的项目，最后肯定会更早地成为合伙人，成为合伙人以后，也会更快的参与到管理岗位当中，成为君合的重要管理成员。

在君合30年之际，我之所以想说一说红砖精神和集体主义，总感觉现在君合的发展缺少一种凝聚力和集体主义，这对君合长期的发展是不利的。当然对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孰优孰劣，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君合早期海归合伙人中就有人说：“只要君合每个人把自己的那片叶子画好了，君合就是一颗大树。”我说：“每个人照着自己的想象画树叶，一百人一百片不同的叶子，一千人一千片不同的叶子，那叫什么树？”他说：“那叫五彩斑斓的树。”我说：“你见过这样的树吗？”

君合30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多少律所，各领风骚三、五年，就沉寂消失了。但君合30年，依然保持着中国一流律所的地位。这是君合许多红砖和绿叶们努力的结果。君合的50后们都退休了，但我们希望看到百年君合。我们希望当我们百年之后，我们的照片还可以挂在君合的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