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生：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法大学、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序言

非典型肺炎就象飘忽不定的幽灵一样，四处散毒，到处肆虐，大有把人类毁灭而独霸地球之势。那么，这个张狂的幽灵就那么可怕、那么不可预防、那么令人束手无策、那么令人心情郁闷吗！4月2日，在非典型肺炎肆虐的日子里我们一行结束了在广州市两天半的专业培训以后，就直接乘直通车来到了香港。有幸在这个百年不遇的非常时期，直接接触到了非典型肺炎在香港肆虐和其他的一些情况。由于我们基本是在第一时间段里学习和生活在香港，从而在这十几天里感触到了SARS病毒从媒体带有导向性的足以使人惊慌失措的报导到全民认真对待、清洗消毒、隔离救治，再到逐步趋于平静的几个鲜明过程。现在回想这几个过程的亲身经历，我感到，对非典型肺炎的肆虐首先要具备的是心理上的抵御能力，不怨天不怨地，克服心理上的恐慌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香港的时间不长，走马观花的看一些事情，难免浮浅片面，在此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写于2003年4月20日

 住进了一座居民楼

香港位于广东省珠江口东侧，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占地1069平方公里，因地产沉香，又称香江、香海。香港不仅是个美丽的地方，更是引人注目的国际大都市。

我们一行30多人按计划于3月31日分别从全国各地的不同单位来到广州，先期参加了赴香港中华总商会（以下简称“中华总”）第94期香港工商业研讨班的前期培训（北京高、中级法院七名法官参加）。培训班开始之前，中华总秘书处的彭小姐一上来就说出了语出惊人的话语，她说：“眼下SARS在香港流行的很严重，前几天我们考虑撤销这次培训，并通知了有的部门，但因为有的单位已经先行起程，无法通知，如果诸位现在谁不愿意去，可以自愿退出，甘肃工商联的人已经决定不去了。”

由于我们对此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也不清楚非典型肺炎到底会肆虐到什么程度，在没有接到家里通知的情况下，逐决定前往。4月2日16时，我们离开广州，怀着既忐忑不安、又大义凛然的心情，坐上了T803次直通车来到香港，住进了太古城的一座居民楼，法院的五名男同胞则住在了该楼四层C室的一套三室一厅的单元里。

香港的媒体真是吓人

因为我们在广州的时候，当地法院的朋友就把非典型肺炎的有关情况给我们做了介绍。对同行的介绍和我们在广州大街上的亲眼所见（祥和、无人带口罩），我的初步感觉是非典型肺炎是有人为扩大的成分。

我们一住进香港的居民楼大家还来不及收拾行李，就忙不迭地打开了电视和开始翻阅当日的报纸，呈现在面前的就是当时媒体主攻的三件事。一是美英联军大举进攻伊拉克；二是张国荣在愚人节这一天里从24层楼上飞身跳楼自杀；三就是非典型肺炎在世界各地和香港传播的有关情况。

当时对香港居民产生直接影响的消息主要集中在4月2日和4月3日的媒体报导之中。

报导一

一座几百户居民居住的桃大花园因其E座7、8号有居民感染非典型肺炎，该楼被整体封闭戒严（以后该楼居民又被整体隔离，在我们离港时该楼居民已回楼居住）；

报导二

媒体的通栏标题是《世卫警告：勿旅游香港》，其内容极其耸人听闻，说，本港非典型肺炎疫潮一发不可收拾，鉴于本港无法控制非典型肺炎蔓延，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项目总监于4月2日在日内瓦发出上述全球性旅游警告；

报导三

因桃大花园部分居民染病，改变为全新的传播方式，可能与污水、排泄物和垃圾、老鼠有关，同时不排除空气传播的可能（不排除空气传播这一句话最具杀伤力）；

报导四

美国国务院宣布，除非紧急职务人员以外，其余人员可即时起撤离回国。这样的宣传一下子就把香港人几天来恐惧的潜能充分地调动了起来，于是，个别性急的香港人上街抢米、抢面，抢醋、抢口罩的现象就持续发生了。

第一天上课

4月3日9时30分，我们全体学员没能在预定的中华总礼堂里召开开学仪式，而是改在了中华总的中餐厅里进行，原因是礼堂正在为中华总的全体会员发放一次性的口罩。9时30分，在中华总培训委员会主任黄宜弘的率领下，其余副主任和常董、会董们带着大口罩表情严肃的鱼贯而入。大口罩们落座后，主持人逐一介绍（就象化装舞会，啥模样不知道）后。黄主任说，在这个非常时期，你们来到香港，很是佩服，很是令人感动……。同时认真地叮嘱我们要带口罩、勤洗手、多抱拳、少握手云云。随后，我们也领到了一次性卫生口罩。于是乎，台上的口罩们和台下的口罩们交相辉映，十分有趣。

参观访问

按照课程的安排，我们要对香港的一些部门进行参观和座谈。因为4月份是个灾难的月份，香港的许多部门已经停止接待。原来我们非常想直接了解的香港廉正公署就取消了接待计划。一些按原计划同意继续接待的部门则也一律明确表示来访者须带口罩，同时接待时间也相应缩短。

在这种情况下，接待是形式上的，座谈也只能是泛泛而已了，好在接待单位准备的材料不少，可以拿回来自己浏览消化。

在香港我们利用周末的时间去了几处平时人满为患的旅游胜地，据当地人员讲，游人比起平时是少多了。在正常的情况下能在香港找到人少的地方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在这个非常时期，除去SARS的影响以外，我们到是“恰遇良机”，不排队、不擦肩的尽情地欣赏了一次香港的美景。

在香港逛大街

香港是个美丽的城市，

白天就象一座精致的大花园，

夜晚楼灯、车灯辉映，

好似银河落九天。

在4月初几天的日子里，我对香港的总体感觉是，媒体的媒体确实有相当的导向作用，但也不会涵盖到老百姓生活的全部。因为香港是法律至上的体制，政府的服务职责比较清晰，社会的基本功能十分健全，所以老百姓的生活不会事事都依靠政府，香港百年的演变使得其成为了一个奈不住寂寞的大都市。

我们在香港的时候，除大型的集会式活动被暂停以外，整个都市依旧是繁华活泼，秩序井然。马照跑、舞照跳、货照购、街照逛。街面上所不同的只是专业人员在极其认真地清理环境卫生和地毯式消毒（有媒体说SARS流行以后香港变的更加干净了）。

政府建议公民勤洗手、带口罩，于是人们大部分自觉地带上了口罩。口罩是个商机信号，仅仅几天的功夫，大街上口罩的样式就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初期比较单一的一次性口罩变化成了有猪嘴型的、有防毒面具型的、还有个别全防护和半防护头罩型的等等，色彩也比较活泼了，有彩色的、有动物图案的等等，可能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市民选择的口罩依然是一次性的占绝大多数。

香港不仅是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而且是个名不虚传的购物天堂，我们着实地感到了这一点。世界各地的商品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地堆在了商店的柜台里，但好东西的价格不便宜，便宜的东西比广州或许还要贵一些。逛大街，看市情在这个非常时期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大街上的人虽然不少，但外边来港的游人确是少多了（4月6日的媒体推测“五一”长假大陆来港人员至少减五成）。

在香港培训期间，除中餐外，早晚则由学员自行安排，所以，每天的吃饭是件挺麻烦的事。头几天，我们法院的七个同志踏踏实实地吃了几种自选式的大排挡。忽然有一天，我们在不满意老是吃大排挡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饭馆，这个小饭馆不仅干净舒适而且价格也相应便宜，饭菜的味道也不错，更值得一提的是，小饭馆的附近还有一个华润小超市，里面还有卖25.5元一瓶二锅头的。在以后的几天时间里我们自己或是和贸促会的几个同志一起就一直在这个小饭铺里就餐直至回到大陆。

香港损失不小

4月2日，瑞士政府凌晨突然以防范非典型肺炎传入为理由，向香港317个珠宝和钟表商户的千余人颁发了禁令，限制他们参加4月3日在巴塞尔和苏黎士举行的世界珠宝和钟表展览，对违者可以监禁。

这个消息对香港来说确实是青天霹雳，震动不小,因为珠宝和钟表是香港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据有关部门的统计，短短的几十天，SARS确实给香港的经济带来了相当的影响，SARS的肆孽给香港带来了200多亿港元的损失。在4月初至4月中旬的十天时间里，香港的公共场所确实是人气不旺，正值举办的国际电影节一改过去买不着票的情况；饭馆酒楼也是桌闲人稀。

很快，时间不长，香港就渐渐地有了人气。我侄子在中央驻港联络办工作，4月13日是个星期天，他带我去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吃自助餐，结果竟然因为没有提前预定而没有吃成，要吃可以，那就得排队。4月中旬，香港将年初确定的经济增长3%的计划调整为了0.5%。香港人对待SARS的传播也表现出了紧张，但似乎没有太多的恐慌和激烈的怨天尤人（他们对传播者和感染者不憎恨，这一点尤为可贵）的表现。

SARS虽然可怕，但人的精神要保持昂扬，笑对恶魔，不能自我摧残，这一点很重要。

带着口罩看伊拉克战争

随着张国荣的插满白花的灵车远去以后，伊拉克战争和SARS就又成了香港媒体的主角。

伊拉克战争中的萨达姆和SARS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精灵。萨达姆和他的其余高官在美英联军取得绝对性胜利以后就在一夜间呼啦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下可令美英联军好不气脑，大有浑身的劲没处使的感觉。而SARS也一样，来的时候是悄悄不见影，轻轻不闻声。来了就往人身上沾。这下让全世界医学界的专家们就象美英联军急着抓萨达姆一样，急的是抓耳挠腮，忙的是热火朝天。

好了，香港电视的著名搞笑节目，镪镪三人行也就恰倒好处地上场了，三人行就是三人侃，他们侃的是好不热闹。侃来侃去什么结论都能得出来，一说是，人人带上口罩，整个香港就变美了，结论是人只要一带上口罩就把人脸上固有的缺点最大限度地掩盖了，同时把人特有的性感和美感都了带出来；二说是，人身上找不着的抗体就一定是在动物身上，家禽和家畜类如没有，就一定是在野物身上了，而野物是人爱吃的东西，所以SARS是吃出来的精灵，是动物在长久地受到人类的虐待而采取的最后一次报复行为；三说是，SARS是人类刨古坟刨出来的病毒，是古人对不肖子孙的惩罚等等。你看，他们搞笑是不是还搞得挺有些逻辑性。香港社会就是这样，在紧张之中不失活泼，在防范之中不失幽默，使得整个社会即使是在非常时期也显得比较和谐。

 香港人爱香港

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在1842年和1860年分别被英国军队侵占，其余的地方在1898年被英国政府强行租借。香港在百多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氛围，他们认同这种文化，喜好这种文化。

香港就象一个巨大的万花筒，外国人看不懂她，中国大陆人也很难能在短时间里读懂她。香港人不象外国人，但也不太象大陆人，香港人勤劳奋进，善于经营。由于百多年的历史熏陶，他们身上有着一些与我们不同的东西，香港绝对是一本难于读懂的世界级现代版的大百科全书。

在香港不算短的十几天的时间里，香港人爱香港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只是爱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香港的媒体骂起人来那是不留情面的，绝对是往死里整。

梁锦松是香港特区财政司的最高长官，负责汽车登记税的增长事宜，其在增税前买了一辆汽车，有瓜田李下之嫌，这下可不得了了，捅了马蜂窝，各种媒体精确制导，万炮齐鸣，似有置其死地而后快的劲头。今年3月5日行政会议讨论增税时，因梁未申报，导致多名议员认为其的“诚信有怀疑”。果然，梁的支持率在4月14日就在原基础上下降了4个百分点。在张国荣跳楼以后和火化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媒体更是开足了马力，什么张国荣的感情世界复杂早有自杀倾向啦；什么其男友唐唐结新欢抛弃张国荣啦；什么唐唐自杀又虚惊一场啦；什么张国荣家人申请免解剖令啦等等。

记得上课的时候，一位教授说，香港特区英文简称是SAR，如果加上S就是SARS（非典型肺炎的英文缩写），那非典型肺炎就是香港特区的综合症。香港人就是这样，说归说，骂归骂，爱归爱，截然分开，香港人不论怎么骂，但谁也不想长久地离开香港倒是铁的事实，香港人骂的行为，是一种制度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爱的奉献。

香港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把人的优点和缺点发展到极致的社会，他的法律可以给任何人在任何的一个时间段里设定发财的机会，极大地满足你的欲望，但使你得到的仅仅是法律程序上的许可。

拿到了结业证书

随着结业的日子一天天的临近，大家的心情也渐渐地好了起来，已由最初的对SARS的关心开始考虑其他的事情了。这时我们也惊奇的发现，香港阴沉了十几天的天气开始渐渐地放晴了。SARS虽然尚未找出原凶，但随着气温的逐渐提高似乎SARS的阴影开始暗淡了。

4月15日，在我们每人交了一份不少于3000字的论文以后，结业式开始了。结业式出人意料地一反常态，所有参加结业式的主任、副主任和常董、会董们基本上都没有带口罩（带口罩的也在会场上摘下了口罩），而是面带笑容地来到了结业会场。

在例行了代表发言、宣读论文和颁发结业证书以后，举行了宴会。在宴会上原先的“大口罩”们笑逐言开，因主任黄宜弘自称是茅台酒协会的会长，所以在他的倡议下，每桌摆上了高度茅台酒，李大元、唐柏树和我与中华总培训委员会的几位主任、副主任同在一桌。在近两个小时的宴会里，中餐厅里摆满了五大桌，大家挤坐在一起，似乎忘记了SARS的存在，推杯换盏、谈笑风生、摄影留念、不亦乐乎。

又到广州

４月１６日上午９时，我们乘坐Ｔ８２３次直通车回到了广州市，广州中级法院派车接了我们。我们发现广州市里基本上无人带口罩，人们笑容可鞠，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在广州市，我们利用等飞机的时间，抽空游玩了公园、参观了名胜古迹、去了酒楼。所到之处，基本上无人谈论SARS，在广州市似乎这个可恶的病毒与之没有任何关系。

在广州市陪我们的同志说，在我们这里谁带口罩似乎谁就是SARS的携带者，所以谁也不带口罩。这种说法是否普遍，我没有考证。但我更为广州人的那种在病毒肆孽的时刻表现出的那种大家风范感到由衷的钦佩。

回想在香港十几天的时间里，一个小小的口罩确实是牵动了许多人的心，4月初，香港满大街流动的大口罩，就象是一扇扇的大门，无情地隔绝了一切。但是香港人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有自己的法律制度，有自己对问题分析的方法，更有与世界同步解除危难的机制。所以，带不带口罩反映了不同地域人们的心态。

我们回到了北京

我们一行七人于4月17日经广州乘飞机回到了北京，当我们在机场见到来接我们的同志时心情确实有说不出来的激动，隐隐的还有一点从前线归来的感觉。坐在回家的车上，我想，在这个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日子里，我们有幸在SARS肆虐的香港实实在在地生活了十几天，确实是难忘和值得回忆的。

突然在回家的路上接到电话，下午四点市委紧急会议，不得请假，口气非常严肃。

会议的内容简单明了，免去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的职务。

几天后随着小汤山的腾空和解放军的进入，我接令到指挥部报到！

结 语

那已是2003年4月的事情了，过去了17年，记忆依然是那么的清晰，既宛如昨日又似乎现在。

那年我们稀里糊涂的进入了香港，故事也就由此开始了……

本文没有做任何修改，从电脑里刨出来是什么样，您现在看到的就还是什么样，属于原汁原味。

看看、想想，可能有点意思。

面对疫情，我们自己得提高警惕、卫生清洁；平静对待、乐观态度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