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06年，为庆祝君合成立28周年，特刊发此文。

过去的事总在眼前，昨天的事一干二净。这是形容人变老的一种现象。可能是做律师会加速折旧的原因，虽说才四十多岁，但对君合成立之初的十七年前的事记忆犹新，君合近些年的事在头脑里却似乎很模糊。

306

1989年4月君合成立，其实就是几个人在友谊宾馆内的科学会堂306室租了间50平米的办公室，然后琢磨着能干点什么。

友谊宾馆外型是中式的，房间却是前苏联的建筑结构，因它是五十年代接待苏联专家的庭院式宾馆和公寓。306室是个长方形的房间，三扇竖向大窗子，高高的天花板，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显得宽敞、明亮、大方。可房间内什么家俱都没有。为了开业我哥借了我们两万元钱，缴上第一期房租，掐着指头算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考虑到王之龙先生（创始人之一）岁数大，眼睛不好，路程又远而不必天天来办公室，于是只买了4张办公桌，从而省了一张办公桌钱。其他家具就更舍不得买了。科学会堂的领导高洪志主任是武晓骥（创始人之一）找的熟人，看我们创业不容易而有意帮一把，主动提出我们可搬些科学会堂内闲置的家具临时用用。高主任一定以为，这几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年轻人是斯文书生，做事应该有分寸，没料到他面对的是几个“穷凶极恶”的超级搬运工。这下可好，一圈七八米长的组合沙发，一张长方形会议桌和八把配套的椅子，将几张办公桌隔为办公区的屏风都从科学会堂四处转移到了306。顺便还捎上两张已镶上相框的字画挂在墙上。当然，这些家俱只是从科学会堂建筑物内的甲地暂时挪到乙地使用，不出科学会堂就不是原则问题，高主任也只是嘻笑怒骂我们几句而已。高主任高风亮节，不久又让在中专学习的女儿高艳来给我们帮忙并实习。也是缘分，高艳毕业并在外工作二、三年后又回到君合当秘书，直到今天。

别看306只是一间50平方米的房间，但全国当时在高级宾馆开事务所的寥寥无几。屏风里面四张桌子办公，中间一圈沙发，并排放着一张会议桌，办公、接待、会议一勺烩。成立之初，没几个客人，登门的大多是各方朋友。306说是办公室，更像个俱乐部，说声、笑声不断。朋友也真帮忙，到处帮我们找业务，还经常以君合人员的面孔出现跑里跑外。君合一周年酒会在长城饭店里举办，在场的工作人员有二十人左右，个个青春焕发，给来宾印象不错。这都是朋友们客串的。可以说，早期的朋友是一批不分红的创始合伙人。

第二年，客人多了起来，开会时间往往冲突，我们就向同在一幢楼兄弟单位借会议室。现在，同一幢楼的公司老死不相往来，谁好意思去借会议室用用。那时大家经常往来，想借会议室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第一次用借的会议室接待的外国客人就是两位来自司力达律师楼（Slaughter& May）的合伙人。借的是四楼的一间会议室，该单位占有一层办公室，显得很大。两位合伙人误以为君合才一年就有如此规模，我们忙着赶紧解释。

两年后，君合鸟枪换了步枪，由友谊宾馆搬到和平宾馆顶层。搬家时，借的家俱用品一概留下，我们明白，那是公家的东西。今天回想起来，君合之初是否有侵占了国有资产之嫌呢？科学会堂该不会找上门来要股份吧？

2403

我们能“顺”点家俱用用，但其他值钱的东西是不敢“顺”的。那时候，好像没有电脑，更没有互联网。写东西要么手写，要么用四通公司发明生产的文字处理机。现在的电脑多如牛毛，我一种型号也记不住，但当时那种最先进的四通文字处理机的型号我记得一清二楚：2403。当时的2403价格上万元，买不起呀！别急，科学会堂有一台，而且有专门的打字员负责打字和保管。2403是贵重物品，不能顺，但能借呀，借了再还的嘛！储贺军（创始人之一）是白面孔的小伙儿，段海海（创始人之一）是精干女强人，二人一合作，科学会堂的女打字员很快成为君合的朋友。刚开始，打字员和2403都成了君合那间办公室的常客。打字员下班回家了，2403却经常夜不归宿。别小看夜不归宿的2403，当时能提供用文字处理机打出来的正式文件交给客户，就体现出了这家律师事务所的水平、档次程度。矬子里面拔将军嘛。一开业，君合就有独特之处，大家手写文件时，君合用打印的文件，大家穿便装上班和开会时，君合就穿西装打领带出入各种场合。当然，今天君合也独特，大家都穿西装了，君合又改穿牛仔裤上班开会了。

时间长了，打字员受到批评，我们就自觉注意起来，使用2403也就不那么方便了。一次，我们收到一份来自欧美的寻求法律服务的传真，请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并报价。君合没有传真机，名片上的传真号码是友谊宾馆主楼前台的，我们收发传真都要走五分钟到前台办理，好在一个月也没几份传真。收到上面提到的传真后，储贺军到科学会堂打字室用2403打出了一份英文的回函，因2403没有英文拼写检查功能，等储贺军发现回函中有几处英文拼写错误时，科学会堂已下班了，2403也被关在了打字室。情急之下，储贺军用手写的方式涂改了几处英文拼写并传真给了这家公司。结果可想而知，从此石沉大海。我们真想再发封传真，告诉他们：你们要回复这么急，难道不知道我们借的2403被锁起来了吗？

E7444

君合成立之初，来事务所上班和外出办事都是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汽车，偶尔才叫出租车。不久，我帮一位广州的朋友追回一笔债，这位朋友将抵债的一辆上海牌小轿车留给君合用。七八十年代，进口车少，部长级以上坐国产大红旗，副部长大多配备上海牌轿车当专车。君合这下“牛”了。

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这车的牌照号码：E7444，中文念出来就是个“一起死、死、死”。多不吉利，刚开业就来个“一起死”。我等几人年轻，似出生牛犊，既不怕虎，又不怕死。

有车没人开，武晓骥会开没中国驾照，其他几位还不会开。幸好君合朋友多，先后有几位朋友来帮着开车并办事，我们也不小气，给些报酬，还冠以办公室主任之职。第一位来帮忙担任司机和办公室主任的朋友名叫刘伟，一上任就转着圈地接我们早上上班，白天开会。到了晚上，各方好友云集，乘坐“一起死”走南闯北，好一番年轻人的热闹。到今天，一说起当年，朋友们大都记得这辆“一起死”的佳话。

上海牌车是官车，样子方方正正。车内外工艺粗糙，但车内空间不小，这可帮了大忙。每次活动因有各方好友参加，“一起死”超载便是家常便饭。少则拉上六、七人，最多时后座先坐四位男士，腿上坐四位女士，前座也坐两人，加上一人开车，一共十一个人。到了目的地，周围的人看到车里出来这么多年轻男女，两眼惊得直发呆。

经常超载，可车窗膜很深，外面一般看不见，但做贼心虚，总怕被抓着。一天傍晚，车上又坐了六、七个人，刘伟正开车，行驶在路上，过十字路口时一警察示意停下。刘伟心虚，摇下车窗便对警察说：“对不起，超载了”。车停路边，刘伟忙跑过去，一会儿又笑着回到车上说：没事了！我等诧异？刘伟解释：警察没看见车里超载，也没听清我说什么，叫我停车是因为天黑后忘记开大灯了，让下次注意。

看得出，当时的青年律师多么不守法，而当时的警察又多么宽容。

警察不仅宽容，而且不乏幽默。九零年夏天，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兖州矿务局与日商岩井之间的水煤浆合资项目的合同签约仪式和庆祝宴会，因这是八九年事件后谈成的最大的合资项目，一些党政领导人光临参加。君合成立不久我等就以中方律师的身份跻身这样的庆典，颇感骄傲和得意。得意不忘恭敬，酒宴散场，待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轿车相继离场后，我等才坐上“一起死”从大会堂停车场开出。不想一转弯就被警察叫停，此时开车的是另一位名叫田星的朋友，他走上前询问警察何罪之有？警察指出“一起死”有一个大灯不亮。田星拖着北京腔和警察争辩，“我们领导刚从大会堂开会出来，你还截？这国产车就这质量，灯一会儿亮一会儿灭的，拍它两下儿就又亮了”。警察一听，叫上劲儿了，对田星喊道：“你拍两下，它亮就让你走”。田星二话不说，“啪”“啪”照着大灯上的车帮就拍了两下，果然亮了。警察也乐了，干脆利落地向前一指：开路！

九零年夏秋之交，北京开亚运会。武晓骥把他在美国待他如子的房东——布朗老夫妇请到北京旅游。用“一起死”去接待是自然的，几天过后，布朗夫妇对北京印象颇佳。历史文化、秋高气爽、满街鲜花、盛情友好，和他们想象的大不一样。但老夫妇有一事不明白，忍了两天终于问道：“这车是中国造的吗？”那还用说。“是四五十年代生产的吗？”天啊！这可是一九八八年出产的新车。

又一位朋友李勇走马上任成为办公室主任兼司机。一高兴拉上大家去他家坐客。家中摆放着一架钢琴，这可是富裕家庭才有的。同去的朋友大黑是解放军体操队的钢琴伴奏，二话不说，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美妙的钢琴欣赏教育课。记不清谁把灯关上，点根蜡烛放在钢琴顶板上，琴声伴着烛火，烛光洒向琴键，好一个浪漫的夜晚。午夜，李勇又用“一起死”把大家一一送回家。路上，众人余兴未尽，边走边唱，喊得最凶、最痛快得是正在红遍中国大地的一首歌:费翔主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待李勇转回家中，一到楼下，傻了。第二天，所有朋友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地得知，李勇家着火了，大部分家私被烧掉了。都是钢琴上的蜡烛惹得祸。李勇追查：谁最后出的门？另一位至今还常来君合的朋友郭晓良坦言：我觉得关门时房内有亮光，忘记是蜡烛了。气得李勇鼻子都歪了。看着烧焦了的钢琴，李勇又给大家打了个电话：谁家吃涮羊肉，别忘了我家有木炭。

今天，君合由306的4张办公桌变为全所数千张办公桌；由50平方米变为几千平方米办公室；由一辆老上海变为几十辆各式各样轿车、吉普车、旅行车。无论是事务所管理还是法律业务都比君合之初规范了很多。可是，每年圣诞节晚会似乎才能听到大家发自内心的欢声笑语，每季的君合刊物似乎才能读到大家一些情感交流文章，每天的午餐才能看到同事间的结伴而行。当周围有人夸耀我等为成功人士时，内心总是自问：现在的情感与欢乐也是君合之初的几十倍、几百倍吗？